在宁津县收购蛐蛐的香港客商方先生：今天来了第六天（您买了多少只了）四十多只了，在这里买了六天了，在上海还会买其他的，我一年要买100多只。
每年一到“虫季”，蟋蟀主产地的男女老少都会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奔赴田间地头抓起蟋蟀来。对他们来说，把握好这两个月的时间就能赚个四五万块钱，这可能比辛苦一年换来的报酬还要可观。宁津县柴胡店镇的尤清林抓了30多年的蛐蛐，他说捉蟋蟀靠的是运气，有的时候百八十亩地里没有什么好蟋蟀，有时候庄稼地里这一趟就好多条，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赚好几千块。
尤清林：这个赶上时机好就多逮几个，你得转到那个地方，蛐蛐它也不一定在哪里。
蟋蟀经济到底有多火？在宁阳县泗店镇，短短三四十天的周期，就有超过6亿元的资金流动。总人口只有63000人的宁津县柴胡店镇，每年从事蟋蟀捕捉交易的人口达到35000人，每年两个月的蛐蛐生意产生的经济效益更是占到了这个镇年财政收入的7成以上，通过这样的描述足以看出“斗虫”经济的火爆程度。50多岁的蟋蟀经纪人赵大哥做蛐蛐贩子已经有十几年时间了，一两个月时间他就能轻松赚上四五万块钱。
赵大哥：卖给杭州客户、上海客户，一百块钱买的能赚个三五百块钱，这个东西不见底、研究不透，很大的学问。
小小的蟋蟀怎么就这么值钱？一位虫友告诉记者，其实更多的人是抱着一种赌徒的心理来买卖蛐蛐，就像赌玉，谁也不知道几千几万买下的蛐蛐，是否会被别的蛐蛐一口干掉,只有“赢”才是蛐蛐存在的价值。
虫友：如果他赢了，价值就升高了，如果他输了，价值就没了，输了就没用了。
通过我们前方记者的行动，我们大概捕捉到了这么几个关键词：“蟋蟀经济”“赌徒心理”和“输赢”。记者采访到的花了大价钱的买主，没有一个只是为了静静地听个蛐蛐叫，甚至没有一个只会自娱自乐斗着玩。没有人花大价钱是为了亏钱，花钱的，都想让钱生钱。
斗蛐蛐已经变质成了赌博行为吗？其实推论到这一步，逻辑上完全说得通，就差一个实锤。然而，前方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名为斗蛐蛐、实为赌博的这个圈子，行动十分隐秘，组织也十分严密，没有一个长期的卧底过程，很难跟他们混熟。
当然，出于保护记者的目的，我们现在对“记者是不是仍在尝试卧底”这个问题不置可否。不过，有业内人士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明确地使用了“赌博”二字。
今年五十岁的赵文革目前担任着临清市蟋蟀协会办公室主任一职。在他看来，蛐蛐市场热乎的背后，也有隐忧，将蛐蛐买去赌博的行为，从长远来看会毁掉蛐蛐产业的。
赵文革：蛐蛐这个东西始终在让人摸索研究，千变万化的。开句玩笑，你能看透哪个蛐蛐能斗能赢，你可以拿个麻袋去背钱。一只蛐蛐一万多很正常，文明说是斗蛐蛐玩，不好的说它是赌具，花重金买蛐蛐肯定是赌博的。
采访中记者就了解到，去年有位上海玩家在宁阳花万元买了一只蛐蛐，回上海后放到赌场上，战无不胜，为这玩家挣了300万，蛐蛐死后，他特意火化并亲自送它回山东“老家”入土为安。
最后这个例子，让我想起了《聊斋志异》里，那篇叫做《促织》的故事。志怪小说可以是“满纸荒唐言”，但要让志怪小说变成了现实主义预言小说，就真有点怪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行动，让斗蛐蛐这个传统的技艺、或者说文化，不要沦为一场浅薄的赌局和金钱的游戏。在政府层面，就说这次卖出天价蟋蟀的山东宁阳，它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举办政府主导的规范的“中华蟋蟀大赛”。宁阳县政府还推出了一部地方法规，规范蟋蟀资源的开发。
而在北京，北京鸣虫协会秘书长赵伯光每年都组织蛐蛐友谊比赛，俗称“和平局”，直接拉下了面子来对抗社会上那些肮脏的赌局。这个比赛，起初唯一跟钱有关的事，就是参赛者每人交5块钱，用于集资购买奖状和奖杯。
玩虫的人都知道，斗输了的蛐蛐不会叫。所谓“败则不鸣，知耻也”。这是蟋蟀的“德”。虫尚且知道忠、勇、信，玩虫的人要是只认识一个“利”字，您说是不是太悲哀了？
（原标题：山东惊现11万元天价蛐蛐，背后藏着哪些秘密？）